意見領袖

一個多事的社會，有太多的「意見領袖」。這個名詞，自然又是從西洋中模仿過來的，原文 opinion leader。
這個華文詞彙很奇怪。像 politician一樣，「意見領袖」不是中國文化的東西。中國民間，歷代視乎皇權的寬嚴，不是沒有民意的表達，像一個忠臣，進諫君主，反倒給殺了，史書上補一句，叫「天下寃之」。這個「寃」字，平時可以是名詞，像「千古奇寃」；可以是形容詞，像「寃案」；可以是助動詞，叫「寃殺」，但這裏當動詞來用─ 天下寃之，就是民間在悲哀地私語，說他是個好人啊，「國家」怎把他殺了呀。「天下寃之」就是一種民意，但不需要、也從來沒有什麼「意見領袖」。

古希臘的蘇格拉底，近三百年來法國的哲學家伏爾泰和小說家左拉，都是意見領袖，因為遇上了寃案：農夫屈陷殺人，猶太士兵誣指叛國，作家和哲人，看不過眼，為蒙寃的人請命，他把演說和文采的才華用在匡扶正義的社會事業上，而不是只貢獻於作品，這就成為意見領袖。

「意見領袖」在中國，北洋民國時曾出現過短短的二十年。魯迅和邵力子，大公報的張季鸞都是曇花一現的中國輿論領袖。此時，中國儒家文化中的「君子」，很罕有地與法國伏爾泰和左拉的精神相遇，當中國的君子和西方的知識份子 fusion，從北洋時代的五四運動到民國三十八年南京失陷，僅三十年，成就了中國兩千年最有神采的一代。

香港也流行什麼「意見領袖」，由此可見，甚為可笑。當曾蔭權稍盡職責，想主動一點，向菲律賓總統打電話，為救人質說兩句話，中國電視意見領袖冷笑，斥責曾蔭權僭越，「憑什麼呀你」，把特區政府「塑造」為明朝土木堡之變中的名臣于謙和景帝，曾蔭權變成了「曾篡權」。

在這個骨節眼上，就嚴重了。文人主動為他們的主人向一個臣子打報告。哪來什麼「意見領袖」？關鍵時候只可以在「篤背脊」和「沉默」之間選擇歸邊。「六四」已經有了教訓，一見做了風頭掌聲的「意見領袖」，上邊的臉色稍微一黑，閣下必須收斂，以免失去了主人當初鬆章漏下來的一點點食物的碎屑。

模仿西方社會是很徒勞的， LV、 Chanel、電影的 3D技術，都可以抄襲消費，其他高層次的產品，涉及尊嚴和自由，不是為這個市場而設的，打造中國「西嗯嗯」？不，人家那種明星，是 Larry King。這個世界，還是很公平。

（陶傑）2010年08月30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