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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day, August 30, 2010

意見領袖

一個多事的社會,有太多的「意見領袖」。這個名詞,自然又是從西洋中模仿過來的,原文 opinion leader。
這個華文詞彙很奇怪。像 politician一樣,「意見領袖」不是中國文化的東西。中國民間,歷代視乎皇權的寬嚴,不是沒有民意的表達,像一個忠臣,進諫君主,反倒給殺了,史書上補一句,叫「天下寃之」。這個「寃」字,平時可以是名詞,像「千古奇寃」;可以是形容詞,像「寃案」;可以是助動詞,叫「寃殺」,但這裏當動詞來用─ 天下寃之,就是民間在悲哀地私語,說他是個好人啊,「國家」怎把他殺了呀。「天下寃之」就是一種民意,但不需要、也從來沒有什麼「意見領袖」。

古希臘的蘇格拉底,近三百年來法國的哲學家伏爾泰和小說家左拉,都是意見領袖,因為遇上了寃案:農夫屈陷殺人,猶太士兵誣指叛國,作家和哲人,看不過眼,為蒙寃的人請命,他把演說和文采的才華用在匡扶正義的社會事業上,而不是只貢獻於作品,這就成為意見領袖。

「意見領袖」在中國,北洋民國時曾出現過短短的二十年。魯迅和邵力子,大公報的張季鸞都是曇花一現的中國輿論領袖。此時,中國儒家文化中的「君子」,很罕有地與法國伏爾泰和左拉的精神相遇,當中國的君子和西方的知識份子 fusion,從北洋時代的五四運動到民國三十八年南京失陷,僅三十年,成就了中國兩千年最有神采的一代。

香港也流行什麼「意見領袖」,由此可見,甚為可笑。當曾蔭權稍盡職責,想主動一點,向菲律賓總統打電話,為救人質說兩句話,中國電視意見領袖冷笑,斥責曾蔭權僭越,「憑什麼呀你」,把特區政府「塑造」為明朝土木堡之變中的名臣于謙和景帝,曾蔭權變成了「曾篡權」。

在這個骨節眼上,就嚴重了。文人主動為他們的主人向一個臣子打報告。哪來什麼「意見領袖」?關鍵時候只可以在「篤背脊」和「沉默」之間選擇歸邊。「六四」已經有了教訓,一見做了風頭掌聲的「意見領袖」,上邊的臉色稍微一黑,閣下必須收斂,以免失去了主人當初鬆章漏下來的一點點食物的碎屑。

模仿西方社會是很徒勞的, LV、 Chanel、電影的 3D技術,都可以抄襲消費,其他高層次的產品,涉及尊嚴和自由,不是為這個市場而設的,打造中國「西嗯嗯」?不,人家那種明星,是 Larry King。這個世界,還是很公平。

(陶傑)2010年08月30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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